让梦想从这里开始

因为有了梦想,我们才能拥有奋斗的目标,而这些目标凝结成希望的萌芽,在汗水与泪水浇灌下,绽放成功之花。

你的位置:凤凰彩票 > 新闻资讯 > >1951年一个特务落网,陈赓证明身份后获释,周总理临终前还牵挂他
热点资讯
新闻资讯

1951年一个特务落网,陈赓证明身份后获释,周总理临终前还牵挂他

发布日期:2022-09-10 21:56    点击次数:142

1951年,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,许多昔日劣迹斑斑的反动派,都在这场运动中浮出水面,得到了应有的惩治。镇反运动“高潮”过去以后,南京政府发布了一则布告,让那些曾经在国民党机关任过职的人,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。

此举的意图也很明显,就是为了给这些曾经服务于国民党的人重头再来的机会。新中国是人民做主的国家,是宽容的国家,只要手上没有欠下过血债,就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当然了,那些不主动登记,或者故意隐瞒自己身份的人,自然也就属于有问题的人,需要将他们找出来,调查清楚,给予公平的审判。

有一位在南京靠摆摊卖烟的小商贩,因为暴露了身份落网了,他的名字叫杨登瀛。别看他现在的身份一文不名,但昔日里他可曾是国民党中统的大特务,还担任过反省院和感化院的副院长。

由于杨登瀛隐瞒身份在先,又曾担任过中统特务,经法院研究后,准备对他处以重刑。大多数特务临行前都会喊冤、哀求,但杨登瀛却显得有些不服,大声高喊:“陈赓能证明我的身份。”

一个昔日的中统大特务,难道还有什么隐藏身份不成?南京法院院长鞠华得知此事后,秉承着谨慎、负责的原则,先后两次写信给陈赓,向他求证此事。彼时的陈赓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,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,陈赓日理万机。但百忙之中,他还是抽出宝贵的时间,替杨登瀛出具了一份证明,帮助杨登瀛无罪释放了。

这个大特务杨登瀛到底有什么隐藏的身份?他与陈赓究竟是什么关系?

杨登瀛并非是他的本名,他的原名叫鲍君甫。杨登瀛的老家是广东省香山县前山白石村,出生于1893年,当时还是光绪年间,属于清朝。

杨登瀛从幼年开始,就在日本生活、读书,不仅精通日语,而且对日本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都非常了解,甚至对民间习俗也有很深的研究,称之为日本通也不为过。杨登瀛在日本长大,18岁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。

杨登瀛虽然寄居日本多年,又在日本留学多年,但他心里一直都没有放弃回国发展的想法。1919年,留学十余载的杨登瀛,登上驶向中国的轮船,重返阔别多年的祖国。杨登瀛在日本期间,除了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以外,也革新了自己的思想,意识到封建帝制对国家发展的危害,更坚信进步思想的正确性。

回到上海之初,杨登瀛暂时栖身在日本人开的一家基督教青年会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他立刻投身其中,宣讲反帝反封建。

长期旅居日本的经历,在那个年代对于杨登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优势,他凭借这个优势,与上海的许多日本通讯社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而且,杨登瀛善于交际,为人和善大方,很多人都愿意与他交朋友。除了到上海经商的日本人以外,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也与他交厚。

杨登瀛对日语应用十分娴熟,一般留学生所学的日语与他不可同日而语,这是长期生活在日本所形成的结果,远非课本知识生搬硬套可以比拟。而对于一些日本商人而言,杨登瀛的中文能力同样是他们不具备的,这便使得杨登瀛在中、日语言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。

杨登瀛以娴熟的日语为日本通讯社撰稿,不仅文章写得好,翻译出来的语境、语义也都十分准确。很快,杨登瀛凭借自己的语言优势,在上海滩积累了一定的名望。另一方面,杨登瀛果断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,准备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。

1925年,对杨登瀛的人生而言,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年份。在这一年,杨登瀛偶然间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时,与在该店供职的杨剑虹相识。杨剑虹与杨登瀛是老乡,也是广东人。广东人本来就重视乡情,又在异乡不期而遇,两人非常聊得来,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由于两个年轻人当时都没有女朋友,关系又亲密,索性就住到了一起。杨登瀛与杨剑虹,同吃同住,成了莫逆之交。

杨登瀛毕竟是有过多年留学经历的人,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化,他都具备一定的高度,为何会和杨剑虹如此聊得来呢?其实,杨剑虹的身份也不简单,他除了在书店供职以外,还有一个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的身份。加上杨剑虹精于为人处世之道,自然能与杨登瀛交流。但杨剑虹与杨登瀛有一个最大的不同,他不像杨登瀛那样倾向于进步思想。

后来,杨剑虹离开了上海,决定回广东发展,在广东期间,投靠了陈立夫。杨剑虹的能力得到充分体现,很快取得了陈立夫的信任和器重,成为陈立夫身边的心腹成员。攀附上了陈立夫这棵大树后,杨剑虹没有忘记好友杨登瀛。

杨剑虹了解杨登瀛的能力,有心让他与自己联手,共同发展,就将杨登瀛介绍给了陈立夫认识。有杨剑虹牵线搭桥,杨登瀛不仅结识了陈立夫,还认识了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。杨登瀛能力强,又善于交友,只要陈立夫、张道藩到上海,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,杨登瀛一律来者不拒,哪怕是百忙之中,也一定会抽出时间来接待二人。

时间一长,三人的感情随之升温,杨登瀛的见识和才华也得到陈立夫和张道藩的肯定,三人从此以后称兄道弟。此时的杨登瀛,算是在上海滩彻底站稳了脚跟,成为上海滩黑白两道通吃的名人。

次年,杨登瀛经人介绍,与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发行科长陈养山相识。陈养山除了这个身份以外,还有一个秘密身份——中共党员。他之所以出任发行科长的职务,是为了借用该身份,将广东方面印制的进步书刊,经上海转发全国。

陈养山与杨登瀛结识后,对杨登瀛的日语水平非常钦佩,便打算向他求教,跟他学习日语。杨登瀛本身就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,就答应了陈养山的请求,闲暇时邀请陈养山到自己家中学习日文。在此期间,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,

杨登瀛虽然不知道陈养山的真实身份,但他本人一直以来都比较倾向于进步思想,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陈养山的信任。陈养山将杨登瀛介绍给组织的人认识后,组织对杨登瀛的背景进行了调查,认定杨登瀛是一个可信之人。随后,杨登瀛参加了几次党内的重要会议,并结识了几位党内的重要人物。

1928年,蒋介石重新上台后,他的野心越发的膨胀,对独裁统治的欲望也更加强烈。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,蒋介石想要掌控更多的权力,甚至希望掌握每个人的言行。中统的前身“调查科”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,而首任调查科的负责人,便是蒋介石的亲信之一陈立夫。

由于国民党内派别林立,加之国民党中对特务工作缺乏经验,陈立夫上任后,感觉可用之人严重不足。杨剑虹作为陈立夫的亲信,在“调查科”成立后出任采访股总干事一职,并四处奔走,帮助陈立夫网罗能够胜任特务工作的人才。

陈立夫极其看重上海,打算在上海筹建侦察机关。杨剑虹抵达上海以后,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杨登瀛。他希望杨登瀛能够加入调查科,与他携手,为陈立夫办事。杨登瀛当时已经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级干部了,他没有立刻答应杨剑虹,但每次杨剑虹抵达上海办事,杨登瀛都会以朋友的身份帮他做一些特务工作。

杨剑虹每次到上海,都会与杨登瀛促膝长谈,其中内容包括叙旧,也包括在上海筹建侦察机关的困难,以及调查科的工作内容等等,可谓是无话不谈。所谓的上海侦察机构,说简单一些,其实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调查一切反蒋的人和事。

彼时,陈养山为了方便学习日文,直接住在了杨登瀛家中,如果杨登瀛暗中加入调查科,他与陈养山之间的友谊,立刻就会因为立场问题而破裂。但杨登瀛在大是大非面前,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。当他从杨剑虹处了解到调查科的动向后,就立即将所知晓的情况,全部告诉了陈养山。

陈养山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后,丝毫不敢怠慢,立刻将情报上报给陈赓,并说明了自己与杨登瀛之间的关系。陈赓获悉后,也意识到了此事的重要性,又将此事向周恩来做了汇报。

对当时的中央特科而言,如果能够有人打入敌人特务系统的高层,将会是未来开展工作极其重要的一环。周恩来当即决定,让陈赓与杨登瀛单线联系,陈养山立刻搬离杨登瀛的家。从这时开始,杨登瀛与陈赓之间,便产生了紧密的联系。

1928年,陈赓化名王庸,与杨登瀛在一家咖啡店里秘密见了一次面。杨登瀛趁此机会大吐苦水,讲明自己在国民党内当特务是身不由己的。陈赓则对此并未在意,诚恳地表示,理解杨登瀛的处境艰难。陈赓的态度,令杨登瀛深感宽慰。

陈赓随后又向杨登瀛表示,支持他进入调查科,跟着杨剑虹工作。最好能够同时兼顾处理好与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,例如淞沪警备司令部,以及各个租界的巡捕房等等。

杨登瀛见陈赓态度诚恳,他也就不再客气,承诺自己会处理好相应工作的同时,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做这些事情需要一笔资金。杨登瀛身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级干部,身边自然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,他平日里结交的人中,也不乏陈立夫、张道藩这样的国民党要人,想要与他们处好关系,需要钱再正常不过。

其实,杨登瀛即便不开口提此事,陈赓也早已做好了准备。杨登瀛开口后,陈赓当场就拿出了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金条,不动声色地递给了杨登瀛。杨登瀛接过金条后,陈赓还大气地表示,未来每个月都会固定向他提供300块光洋,用于他日常工作、交际的开销。如果遇到特殊情况,还会额外提供资金,不算在300块光洋之内。

这次见面以后,杨登瀛答应了杨剑虹的邀请,正式加入调查科,在杨剑虹的大力推荐下,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侦察。为了方便传递消息,陈赓安排连德生担任杨登瀛名义上的保镖,实则负责杨登瀛的联络工作,所有消息由他转交陈赓,避免杨登瀛暴露身份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杨登瀛作为高级侦察,又与杨剑虹有密切关系,他可以通过这样的身份和渠道获取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不假,但那些真正的绝密情报,恐怕杨剑虹也不会随便透露给杨登瀛吧?

巧合的是,杨剑虹在上海组建完侦察机关不久,就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贪污案中,并因为该案牵涉到青帮的内讧,导致杨剑虹被迫自尽身亡。杨剑虹的死很意外,也很突然,令陈立夫感到很头疼。

调查科在上海方面本来就缺少人手,亲信杨剑虹的死,对调查科在上海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。痛失亲信,又必须尽快在上海拿出成绩的陈立夫,不得已之下,只好选择倚重杨登瀛。

背后有陈立夫和张道藩的支持,杨登瀛顺利成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。不要小瞧了这个“特派员”身份,杨登瀛得到这个职务后,已经成为上海特务机关事实上的负责人。有了这个身份以后,杨登瀛获得国民党机密情报的机会,自然就大大增加了。

另一方面,杨登瀛同时在中共特科挂名,是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,由连德生负责联络,上级则是陈赓。杨登瀛在这个时刻,成为了一名“双面间谍”,肩负着重要的情报职责。

杨登瀛上任以后,可谓是“屡立战功”,不仅能够时常“缴获”进步书刊、传单、宣传物,还会时不时的破解一些机关,在情报方面也多有建树。而这一切的背后,其实都是陈赓对他提供的帮助,以助其在国民党内得到重用。

杨登瀛凭借这些“功劳”,逐渐得到了陈立夫和张道藩的信任,尤其是张道藩,与杨登瀛的关系提升很快,两人经常结伴而行。陈赓根据当时的情况,判断出杨登瀛需要提升社会地位,在经济困难时,仍向周恩来提出申请,出资为杨登瀛购买一辆高级轿车。周恩来了解情况后,破例批准了陈赓的申请。

1929年,徐恩曾出任调查科主任,对杨登瀛更加器重。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信任,徐恩曾不仅出钱出人支持杨登瀛,还赋予他很大的权力,在工作中可以独立处置一些重要事务。而且,徐恩曾每次到上海,就一定会去杨登瀛家拜访,但对杨登瀛的工作情况却从不会进行检查。

独揽大权的杨登瀛,独掌上海特务机关的所有事务,换言之,国民党当时在上海的特务机关,事实上的掌握者,其实是中共特科。

1929年,彭湃准备在家开会,并邀请了周恩来参会。结果会议当天,敌人的几辆红皮钢甲呼啸而至,目标十分准确地闯入会议现场,将彭湃等人抓捕。周恩来由于当天临时有事,没能按时参会,这才幸免于难。

事发后,周恩来指示陈赓对此事进行调查,准备营救彭湃。陈赓立刻找到杨登瀛,指示他查明事情的真相。杨登瀛丝毫不敢怠慢,立刻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打探此事,经过一番周折后,杨登瀛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,是彭湃的秘书白鑫叛变了。此前,白鑫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抓后,由彭湃亲批枪毙。原本这是白鑫的亲属咎由自取,但白鑫却将亲属的死怪在了彭湃的头上,于一个月前暗中联系上自己在国民党工作的弟弟,出卖了彭湃。

获悉此事后,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有两件,第一是要尽快营救彭湃,第二是要尽快查明白鑫的行踪,除掉这个叛徒。

若是普通工作者,杨登瀛就可以救人,他曾经多次帮助入狱同志脱险。但彭湃是著名的“农民运动大王”,他被捕入狱后,消息立刻就传到了蒋介石耳中。蒋介石早就对彭湃恨之入骨,得知消息后丝毫没有犹豫,立刻下令杀害彭湃。

杨登瀛直接营救彭湃已然不可能,但他立刻将该消息上报组织,并查明了执行枪决的具体行刑时间和路线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杨登瀛趁审讯彭湃的机会,对他进行了暗示,将会营救他的消息通知了他。

为了营救彭湃,周恩来亲自下令,中央特科所有会用枪的人全部出动,埋伏在刑车的路线上。遗憾的是,狡猾的敌人临时提前了行刑的时间,导致此次营救以失败告终,彭湃等数名同志,壮烈牺牲。

营救彭湃同志失败后,除掉叛徒白鑫成为首要任务。国民党反动派也猜到了中央特科会诛杀叛徒白鑫,为了保护白鑫,国民党处心积虑地释放“烟幕弹”,在对外的报道中,故意写明,蒋介石鉴于白鑫曾为黄埔军校的学生,特此网开一面。企图以这样的消息混淆视听,他们不知道的是,白鑫变节一事,早已经被杨登瀛上报给陈赓了。

如此拙劣的手段,自然骗不过周恩来与陈赓,但尽快找到白鑫,防止他逃离上海,却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。为了掌握白鑫的情况,杨登瀛亲自过问此事,借助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,以安抚为由,找到白鑫的住处后,与他见了一面。

杨登瀛此行的目的,是想通过与白鑫交流,掌握他手中还有什么情报,并尝试从他的口中,套出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杨登瀛与白鑫聊天的过程中,一直都以安抚的口吻,加上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身份,完全没有引起白鑫的怀疑。

白鑫在交谈过程中,将自己掌握的情报和下一步打算离开上海,去南京面见蒋介石的计划,毫无保留地全都说了出来。杨登瀛离开后,立刻将这些情况上报给陈赓,陈赓则根据这些情报,制定了锄奸计划。

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杨登瀛在此次见面后,又多次拜访白鑫,期间与他打牌消遣,趁机打听消息。最终,杨登瀛从白鑫的口中得知,国民党决定送他去意大利留学。由于具体的出行工作,由杨登瀛负责,白鑫会在11月11日晚上乘坐轮船离开的消息,自然也瞒不了杨登瀛。

杨登瀛得到白鑫离开上海的确切时间后,丝毫没有犹豫,立刻上报给陈赓。也正是在这一天,提前掌握情报,埋伏在白鑫逃离上海必经之路上的特科人员,迎着国民党多名保镖,果断利索的击毙了白鑫这个大叛徒,替牺牲的同志报了仇。

除了获取情报以外,杨登瀛还营救过许多被捕入狱的同志,任弼时也是其中之一。

1929年,任弼时被英租界密探抓捕。英租界密探显然对任弼时很重视,当即给他戴上了脚镣和手铐,推上囚车,送往牢房。惊险的是,当时任弼时身上带有一份密件,幸好英租界密探没有发现,任弼时上囚车后,趁机将密件取出,吞入口中咽了下去。

任弼时入狱后,无论洋巡捕如何实施酷刑,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彭德生,是一个小学教员,因为走错门才被抓。由于没有获得任何证据,洋巡捕一时间也无法确定他的身份,只能暂时将他关押在牢房中。

陈赓得知消息后,立刻指示杨登瀛设法营救任弼时。杨登瀛与这个英租界巡捕房的人素来交好,他出面后,谎称任弼时是他新招募的情报人员,又拿出一大笔钱交给对方,就顺利的救出了任弼时。除了任弼时以外,杨登瀛后来还成功营救了关向应。

1930年,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黄第洪,因惧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,变节做了叛徒,出卖了周恩来。最终也是凭借杨登瀛提供了他的行踪,由中央特科成员出手,成功锄奸。

诸如此类营救、提供情报、锄奸等工作,杨登瀛在几年内完成了许多次,是一个有功之人。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情况走下去,杨登瀛的功劳肯定会更大。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,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

顾顺章知晓杨登瀛提供情报的事情,陈赓担心杨登瀛被害,劝他一起离开上海,但杨登瀛认为自己与张道藩交厚,不会出大问题,决定留下。由于顾顺章的出卖,杨登瀛被捕入狱了,但他与顾顺章对峙时,坚决不承认自己为中共特科提供过情报。次年,杨登瀛虽然被张道藩保释出狱,但他也因为此事失去了国民党的信任。

后来,杨登瀛与组织断了联系。一直到上海解放后,杨登瀛没有逃跑,选择继续留在上海,靠摆摊卖烟为生。1951年,他之所以没有主动去公安机关登记,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为党组织工作过,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好在,陈赓为他证明了身份,让他有惊无险的渡过了难关。

1969年12月19日,杨登瀛病逝。临终之前,他对子女说:

“我不是特务,不是叛徒,也不是什么内奸,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,自己也说不清,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……”

杨登瀛没有说错,周总理确实一直都记得他。1975年12月20日,周总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,还牵挂着杨登瀛,提到了他的名字,并嘱咐身边的人:

“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,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!”



上一篇:办理“硬骨头”案件!最高检新闻发布会聚焦依法维护国家水安全
下一篇:广州挖出西汉南越王墓,墓主人身穿金缕玉衣,4位夫人为其殉葬